印度的农民运动，何去何从？

3月6日，印度农民仍在坚持占领德里边界地区

原文：India: farmers rise up against reactionary agriculture bills

Arsalan Ghani，维护马克思主义网（In Defence of Marxism）

2020年10月23日

2020年9月20日，印度政府在议会通过了三项反动的农业法案；几天后，印度的农民发动了一场抗议运动。这篇文章将探讨农业法案、印度农民的斗争、农业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以及前方的革命道路。

最初的抗议出现在印度的20个邦。据报道，从旁遮普邦到孟加拉邦，从比哈尔邦到泰米尔纳德邦[1]，规模庞大的抗议爆发在约一万个地点，有一千五百万农民参与其中，反抗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农业法案。规模最大的抗议发生在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这两个农业邦，同样被认为是重要的农业邦的北方邦、中央邦等地区亦有大规模抗议。与农民不相关的组织也同样进行了抗议。9月25日，联合抗议的所有农民和工人进行了一次“Bharat Bandh”(字面意思是：停工)——几个邦的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工作都完全停止。

农民已经连续多年抗议，反对国家对他们的进攻，但当前的抗议在量和质上都更进了一步。抗议的手段包括：静坐示威、政治集会、关闭仓库大门、封锁铁路，以及——至少在一些地方——在马路上堆放燃烧的轮胎。旁遮普的“印度农民联盟”围攻了大企业运营的工厂和设备，包括粮仓、收费广场和发电厂。其他的农民组织，包括“工人农民联盟”、“自由农民斗争委员会”以及“农民斗争委员会”，组织了一次联合抗议，并在目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一些议员的房屋外面进行静坐示威，这些议员包括旁遮普邦贾朗达尔县的Manoranjan Kalia、Hans Raj Hans，以及阿姆利则县的Shwait Malik。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在不下20个地方，农民关闭了信实石油和埃萨集团运营的加油站和其他商铺。在旁遮普邦的莫加市，抗议者突袭并占领了由一个大型资本主义企业集团——阿达尼集团运营的农产品仓库。

在哈里亚纳邦，“印度农民联盟”的农民封锁了公路。印度时报报道称，农民在库卢谢特拉、安巴拉、雅姆纳纳加尔（译者注：哈里亚纳邦下属的县）组织了静坐示威，封锁了通过全邦的国道以及铁路。尽管自由主义的、世俗的、支持资本主义的国大党党员、旁遮普邦首席部长Amarinder Singh提出了警告，阿姆利则的“农民劳工斗争委员会”仍继续封锁铁路。

来自印度人民党（莫迪的右翼印度民族主义党派）的中央政府领导人命令各邦选举的官员视察农业区，向农民解释新法案的好处。在印度人民党的议员视察他们在哈里亚纳邦的选区时，迎接他们的是激烈的标语和挥舞在他们脸前的黑旗。受到了十足的羞辱之后，印度人民党的议员指责印度国大党（INC）煽动农民。国大党是一个从骨子里反工反农的党派，对农民的抗议一直袖手旁观，直到最近才发出了一份象征性的支持农民的声明。至高阿卡利党（SAD）是一个右翼、以锡克教为中心的党派，已经统治旁遮普邦数十年，最近与中央的印度人民党结为联盟，却在这次发生了尴尬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至高阿卡利党的党员也在印度人民党的一些领导人房屋外组织静坐示威。

9月29日，来自31个农民组织的代表与Amarinder Singh会面，这个旁遮普邦的首席部长除了空洞的言语以外，没有带来任何东西，只说会把情况上报到最高法院。听完了首席部长的这个不靠谱的发言之后，农民决定团结在“全印农民斗争协调委员会”（AIKSCC，一个全国性的农民组织）的旗帜下，自2020年10月起升级他们的斗争。AIKSCC决定，拒绝所有与政府进行对话的提议，除非法案被撤回。他们计划在11月完全封锁国家的首都德里。AIKSCC领导层声明，他们将会继续斗争，不管有没有来自任何主流党派的政治支持。

印度农民12月在德里边界的抗议活动

农民为什么抗议？

印度多达十三亿的人口，有三分之二依靠农业维持生计。印度全国经济总产出约2.3万亿美元，其中农业领域占大约17%。莫迪政府在9月20日推出并通过的三项法案分别是：《2020农产品贸易和商业（促进和便利）法案》、《2020农民（授权和保护）价格保证协议和农业服务法案》、《2020基本商品（修正）法案》。[2]

法案减少了中间商在农业中的介入，并直接鼓励大企业与农民交易——他们是为了让农民有买卖产品的自由。法案允许农民与大企业在农产品市场委员会（APMC）之外进行交易，而APMC向农业生产者保证了一个保底价（译者注：正式名为最低支持价格，MSP）。保底价是农民的一种普遍的基本收入，是农民出售产品时能够得到保证的最低价。公司与农民在APMC之外进行交易可以规避保底价，而法案又通过减税优惠政策来鼓励这种在APMC之外进行的交易。法案还鼓励在时间上和数量上都不受限制的囤积，进一步增加了可以囤积的农产品种类。期货交易合同也同样受到鼓励，从而使各种投机商进入农业领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法案设计精巧，以便让资本家搭上剥削农民的顺风车。

这不是印度政府第一次试图将印度农业引向自由化。此前，在国大党连续执政期间，也有类似的尝试。前几任政府连续多年在自由化上花费的工夫，已经让农民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耕作成本上涨，农产品产量高度不确定，农产品价格压低，负债增加，并且缺少现代农业技术，这些我们稍后会进行解释。

印度农民在喊口号

过去的农民抗议

这也不是农民的第一次抗议。年复一年，农民抗议提出的主要诉求一直没变，即贷款豁免以及提高农产品的保底价。农民抗议的数量和强度都发生了迅速的增加。2019年11月，农民进行抗议，反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意图大幅削减多种农产品进口税，从而将会对当地农民造成毁灭性的打击。2019年2月，农民进行抗议，反对政府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新建440亿美元炼油厂的计划，这一计划将彻底破坏芒果和腰果农业带以及滨海渔业区。

2018年12月，在国大党执政的拉贾斯坦邦，农民因负债过多而进行抗议。由于这次抗议，在选举期间，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承诺了多达二十万卢比（2700美元）的贷款豁免。直至今日，这一承诺尚未兑现，农民反而被推入了更深的债务之中。2018年9月，农民瘫痪了首都德里，要求更好的贷款豁免政策、更低的燃油价格、更有利的保底价，并要求终止私有化。抗议者遭遇了水炮和警察的暴力。另一次值得注意的农民抗议发生在2016年的德里，当时卡纳塔克邦拒绝将高韦里河水放入泰米尔纳德邦，导致严重缺水、作物歉收，进而使得农民自杀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于是农民进行抗议，朝着德里游行示威，要求政府予以救济。2016年，在中央邦，警察曾向农民开火，当时农民正在抗议，向商人和政府要求更高的农产品价格。这一次有六名农民被杀。

年复一年，这些孤立斗争的失败迫使农民重新考虑并升级他们的行动。我们最近所看到的，是高度协调且规模巨大的抗议和行动遍布整个国家。然而，抗议的参与者当中，仍然有人抱有这样的希望：国家、议会、司法机关能够倾听他们的抱怨并满足他们的诉求。但是，现实是，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农民的状况不会改善。

农民运动的图书馆和斗争报纸《小拖车报》

印度的农业状况

农民被迫贷款购买昂贵的谷物和资源，不知疲倦地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在田地中劳作数月，然后以几乎白给的价格把他们收获的东西交给中间商，挣的钱有一大部分用来还债。两大主要支出，种子和肥料，它们的价格与前一年相比的增长率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化肥价格上涨25%，种子价格上涨80%。虽然农药的价格没涨，但是每公顷的农药用量增加了，显著地增加了开销。燃油（另一项农业必需品）的开销也连年大幅增加。

放贷者，包括各种合作社、中间商、银行和小额信贷代理人，向陷入困境的农民提供他们的服务。贷款的循环永无止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债务和利息。印度储备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农业贷款已经相当于1870亿美元，并且增长得和农业GDP一样快。农民的债务，据媒体报道，是自杀的主要原因。官方数据显示，整个国家每月有1000名农民自杀，其中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多，每月300名，但真实数据还要高得多。

农民的收入直接与农场大小成正比。数据显示，农民必须有两公顷耕地才能维持温饱。但印度的农业用地有86%是小块且边缘的耕地（小于两公顷），这就意味着，印度农民中的大多数，要么勉强糊口，要么负债累累。气候变化导致的轻微歉收，或者价格跌落导致的销售不利，对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除此以外，政府长期处心积虑地帮助当地资本家和跨国公司，也对农民的收入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2017和2018年，莫迪政府通过大幅削减数种农产品的进口税，压低了农民的收入。中间商总是把成本转嫁给农民，让自己免受损失。

农民不满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他们的收入跟不上持续增长的生活开销。在资本主义环境下，农业供应链上每个位置的投机商都尽可能地从农民身上榨取价值。而且，深陷在债务不断累积的重复循环当中的农民，发现他们的辛勤劳动一文不值。农产品市场当中的投机商总是试图确保农民从他们的产品中一无所获。放贷者也通过向农民放贷，来从农民身上赚钱。昂贵的农资、异化、债务以及中间商的奴役，这些因素产生的不满使农民陷入绝望，迫使他们进行抗议。

印度每个月有1000多农民因为债务自杀

三项农业法案：好的，坏的，丑的

尽管APMC市场是由各邦政府设立的，但现实中它们受私营投机商和卡特尔控制。一直都存在着这样一场战争，大企业将小资产阶级竞争者从曼迪（市场）体系中排挤出去，牢牢抓住农产品从而主导市场。多年以来，科技投资不足使得印度在农业技术方面被落在了后面。有报道显示，农业技术只占市场潜力的1%。拥有先进农业技术的跨国公司，例如嘉吉公司、阿奇尔丹尼斯米德兰公司、迪尔公司、孟山都公司、先正达公司、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在试图控制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农产品，其中包括印度。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下，印度政府总是会欢迎这些跨国巨头到国家的农业领域赚大钱，而不是数以千计的小公司和中间商。

大量的小农负债累累，他们的债主——中间商，是在曼迪体系当中持有执照的买主。这些中间商，每人可能控制有500至1000个农民，他们经常剥削这些农民以获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并且在选举当中扮演政治势力的代理人的角色。他们也利用一些因债务被迫屈从的农民，在政府办公楼外组织集会，提出与他们的生意有关的诉求。中间商不只是农民的无担保信贷的来源，也是信息的代理人，告诉农民下一季应该种哪种庄稼，也带来农药和种子的信息。因此，这些中间商发了大财，而农民却终生穷困潦倒。

在大企业看来，曼迪体系简直就是狂野的西部（译者注：在美国历史早期，西部尚无法制，作者这里借用），充斥着佣金代理人、中间商，还有腐败的政府官员，他们都与数不胜数的官僚主义流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莫迪的农业法案因此利用减税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曼迪体系以外进行交易。在这一法案通过之后，小的中间商注定要被从农业领域抹去，而大的商人和企业将会支配市场。法案毫无疑问将会影响贫苦的农民，尽管同时也是对小中间商的毁灭性打击。

法案鼓励农民把他们的产品卖给他们想卖的任何一个人，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政府想要解放农民、赋权给农民。然而，法案只对那些大的竞争者有好处，他们有能力垄断价格，将支付给农民的价格压低，确保农民什么都得不到，同时又迫使普通人在购买农产品时付更多的钱。2020年全球饥饿指数排行榜一共107个国家当中，印度排第94位，三分之一的人口遭受着营养不良的痛苦，在这样的一个国度，像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又一个人造饥荒。

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

即使是在APMC的范围内，控制市场、根据“市场调节作用”来决定种哪种庄稼的也不是农民，而是商人。这导致了多年以来印度的大量谷物囤积。政府仓库里躺着大约一千亿吨谷物，把它们发给老百姓是不可能的。政府不愿意把谷物低价出售，这是因为这么做会扰乱市场，从而使政府受到私人农业黑帮的压力。百万人民正在挨饿，政府却紧紧攥着囤积的谷物，甚至在新冠肺炎封锁期间也是这样。

在2020年4月，莫迪政府没有将大米储备分发给穷人，而是决定卖给生产酒精燃料的公司，作为印度环保议程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大量的小麦储备被出口到了欧洲和美国当做牛饲料，比印度的穷人在当地谷物市场能买到的价格还要贱。

另一个例子是，在2018年由于姜黄的价格骤然上涨，中间商强迫农民种植姜黄。由于丰收，2019年姜黄价格下跌了24%，导致了极大规模的积压，增加了农民自杀的数量，尤其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

自从1991年施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来，在印度农业领域有大量的外国资本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享有独一份的剥削权利。举一个例子，百事可乐公司曾经起诉古吉拉特邦农民，要求赔偿一千万卢比，因为这些农民收获了受专利保护的土豆，这件事引起了公众的集体反对，他们要阻止农民的利益受到跨国公司的侵害。以下是印度各种农产品的主要竞争者：

印度储备银行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里，印度在农业领域得到了2460亿美元的外资直接投资。去年，仅外资直接投资一项，即构成了印度农业总GDP的四分之一。有了农业法案，农民在和大公司的对抗中，就无法从民事法庭得到法律的支持。可以预期，大资本家将会就未来10至20年的农产品与农民进行直接交易，从而使得投机市场的大门完全敞开。

印度农民背后有很多嘲讽总统莫迪的海报

主流政治的破产

印度的政治和经济一直和资本主义体系捆在一起，从1947年独立以来就是如此，当时工人阶级和贫苦人民的群众运动赶跑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但是，由于共产主义政党发生了斯大林主义蜕化（译者注：原文并未详细说明斯大林化是如何导致日后的印度政治格局，此处是否客观，需要更多分析），工人未能获得权力。独立后的印度，领导岗位落在了支持资本主义的党派手中，从那时起就一直操纵着这个国家。现在，这一体系已经垂垂老矣、行将就木，印度的政治、经济以及相关的行政系统已经烂透心了。衰退的资本主义滋生着腐败和犯罪，这又反过来明确了到底是谁在统治印度。据媒体报道，腐败的恶棍、杀人犯、强奸犯、流氓，占据了印度议会的一大部分。黑心钱从印度民主政治的每一个毛孔中渗出。主流政治仅仅只是印度资本家的不同部分为了分赃进行暗斗的舞台。

每个政党、政治同盟都代表着特定的资本家的利益，而议员就是他们在议会中的马前卒。议会所通过的所有法规和政策都有这样的目的，即把大规模的公共财富和资源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些法规总是包裹着糖衣，漂亮的公开信息写着“包容”、“对人民友好”、“带来进步”等等，就像当前的农业法案被描绘成帮助贫困农民一样。谎言和欺骗是印度资本主义立法机关所固有的。

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竞选期间曾经说，保底价将会保留，政府会做更多的事来帮助和支持农民。但是他掌权之后，他实际做的刚好相反。在公共资源遭到抢劫和掠夺的时候，所有在野党也负有责任。

在国大党领导的旁遮普邦，莫迪的农业法案还在一个又一个委员会那里处于筹备阶段的时候，首席部长Amarinder Singh和财政部长Manpreet Singh Badal曾支持农业法案，然而当农民抗议爆发开来，他们立刻重新站队。国大党在其统治期间也曾有过污点，他们曾修改APMC法律来促进私有化和自由化。在2013年，“团结进步联盟”政府购买了大企业的产品，直接给了相当于12.3亿美元的现金拨款[3]。2004年执掌政权以后，国大党政府怂恿各邦采用《2003APMC法令》，使各邦的农业市场自由化。在国大党政府统治下，各邦发展并通过了民间合同农业法案，使得印度农业大量私有化并引入了跨国巨头。

如前所述，旁遮普邦是反动的至高阿卡利党的一个据点。这一党派控制着主要的锡克教谒师所（即寺庙），这是他们的权力和社会基础的来源，他们剥削着人民的宗教感情。这一党派把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旁遮普民族主义糅合在一起，为他们的反工人阶级政治服务。他们一直都是主流统治联盟的一部分，包括与目前在中央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他们出卖贫苦的旁遮普农民时从来没有犹豫过。至高阿卡利党的领导层曾支持农业法案，并且声称农业法案是“革命性的”。哈斯姆拉特·考尔（译者注：至高阿卡利党在议会下院的领导人）当时说，反对派在误导人民，实际上农业法案是极好的。直到大量的农民和工人开始涌入街道，至高阿卡利党才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反对农业法案。

印度的共产主义政党和其他的主流党派没有太大区别，因为他们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的所有原则，甚至脱离了阶级斗争，信奉身份政治以赢得中等收入阶层的支持。在共产主义政党统治的邦，例如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领导层对自由主义不仅没能抵制，而且还积极地贯彻实行。人民厌恶他们的自由主义政策，则投票支持反对党，而这些反对党通常是右翼的。这让共产主义政党认为，右翼法西斯主义在印度广泛地流行：民主和世俗主义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应该让自己和其他右翼党派保持一致，一起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印度人民党，以这种方式保卫民主和世俗主义的价值观。这种策略是反革命机会主义的极点。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统治圈内的其他左派政党不是农民的朋友。为了支持跨国企业和资本家，西孟加拉邦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府命令向抗议的农民开枪并进行谋杀。印度农民和工人知道数不清的事件，例如Singur的农民被掠夺土地，Nandigram的农民被射杀，达利特（最低种姓）农民被强制驱逐之后发生的Marichjhapi屠杀，以及血腥的“Lalgarh行动”（据说是针对毛主义者的）（译者注：以上四地均在西孟加拉邦）。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掌权数十年的一个邦。

在当前的农民抗议期间，所有主要的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层发出了一个联合声明，标题是“强烈抗议对印度议会的破坏”。他们甚至将农民的斗争描绘成支持印度议会价值观的尝试，而所有的印度共产主义者应当为这种印度议会价值观进行斗争，把阶级政治抛在脑后。这个联合声明没有批判资本主义体系及其议会——正是它们发明了反农民的法案，而是把批判局限于印度人民党在议会就法案进行表决时操纵投票的行为上。联合声明没有就农民所面临的困难给出任何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这些困难包括私有化和自由主义政策，而这些是可以被真正的共产主义政策扭转的。

必须推翻资本主义体系！

印度农民在斗争中展现出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勇气和决心，正如他们前几年所一直做的一样。这一次，他们明白主流政党给不出解决方案，决定让他们的运动远离主流政党。AIKSCC计划在11月5日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停工，在11月27号组织向首都德里的示威游行。委员会成员正在联系其他各种组织，包括工会，以期进行联合行动。

国大党、印共（马）、草根国大党（TMC）以及其他党派为农民的苦难流下了鳄鱼的眼泪。除了在资本主义之下唠叨着“民主”、“世俗主义”和“司法公正”以外，他们给不出什么解决方案。这些政党过去和现在的行动充分暴露了这一点。人民正在公开地讨论这些政党的反工反农本性。

莫迪政府的支持率正在暴跌。甚至同盟的党派也正打算与印度人民党决裂，例如旁遮普邦的至高阿卡利党和哈里亚纳邦的Jannayak Janta党（JJP，这个政党描述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党派）。农民的抗议也同样撼动着印度人民党的内部成员，最近，旁遮普邦的印度人民党总书记已经辞职。

尽管农民进行了英勇的艰苦努力，他们仍需要克服一些局限性才能成功达到他们的目的。最重要的是找出他们当中的害群之马，即小资产阶级中间商和一小撮腐败的农民组织领导人。农民运动每迈出一步，这些潜入的野心家都要拖后腿，以后还会机会主义地出卖掉整个运动。

从量和质上看，当前的抗议与前几年的农民抗议相比处于更高的水平。这也是因为农民的生活条件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体系下发生了普遍的下降，而这一资本主义体系正处于其历史上最坏的危机之中。这一体系不能保证一个像样的生活，不能保证农民从他们的产品当中得到合理的报酬，并且最重要的是，不能保证农民掌控他们的土地和产品。

在这一体系下，农民没有选择。他们甚至不能搬迁到城市，因为城市里的失业率已经达到顶峰，并且冠状病毒正在肆虐。唯一的选择就是掌控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无法独自一人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和工人团结在一起，没收与农业相关的产业。全印农民斗争协调委员会应当联络全印度的所有工会，并呼吁进行无限期总罢工。

无限期总罢工不仅会让腐败的右翼政府垮台，还会挑战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到那时，随着无限期总罢工对控制着社会运营者的权力提出质疑，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舞台才会建起。实际上，任何社会都是工人阶级在运营，而不是住在舒适房屋里的资本家、银行家以及政客。

只有推翻这个嗜血的资本主义体系，代之以工人的国度，我们才能终止资本家对印度农业和工业的控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会终结银行、公司和跨国企业的权力。工人的国度除了会向农民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还会提供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只有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农民的贷款才会永远被百分之百地豁免，农民才有能力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需要的是阶级斗争，而印度的工人阶级需要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基础，在革命的路线上将自己组织起来，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印度农民坐着拖拉机进入德里

[1] 译者注：“邦”是印度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单位，类似于中国一个省。旁遮普邦位于印度西部，与巴基斯坦接壤；孟加拉邦，正式的名称为“西孟加拉邦”，位于印度东部，与孟加拉国接壤；比哈尔邦位于印度北部，与尼泊尔接壤；泰米尔纳德邦位于印度南部，隔海与斯里兰卡相望。

[2] 译者注：法案的译名采用了观察者网的译名。

[3] 译者注：团结进步联盟，也译作“联合进步联盟”，缩写为UPA，是印度国大党参与的政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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