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百合
关于怀孕女工的争论，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资本家们旗帜鲜明地表示：按照法律，怀孕女工不能辞退，产假期间又不能上班劳动，这让我们减少了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承担了额外的成本，我们当然可以要求女工承诺一段时间内不怀孕，这是对剥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的规避，有什么好说的呢？而工人方面却分裂开来了：一些工人主张，怀孕女工本来就承担了健康上的风险，希冀职位晋升的女性又会因为产假而错失良机，已经很吃亏了，如果再不受到法律的额外保护，不就是加倍地吃亏了吗？另一些工人却说，就是你们这些怀孕女工不遵守承诺，连带着所有的女工都会在就业的时候受到歧视！
劳资双方就这样分成了三大阵营，彼此攻击不休。
我们不妨先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女工怀孕，对谁最有利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资本家。今天生下来的孩子，不正是二十多年后供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工人吗？有了这些孩子，资本家不是可以源源不断地榨取剩余价值吗？何况，今天的青壮年也就是未来的老年人，他们的数量是不会随着下一代的减少而减少的，因此下一代越少，他们每个人的负担将会越重，也就会向资本家要求更高的工资，反之亦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党和国家高瞻远瞩，放开了二胎生育，立法保护怀孕女工的权利，这与其说是对怀孕女工的额外的仁慈，倒不如说是对资本家的可持续剥削的保障。
那么，既然资本家是女工怀孕的受益者，他们为什么还要求女工作出不怀孕的承诺呢？这是因为，未来剥削女工的孩子的资本家，未必就是今天剥削女工的资本家；或者不如说，很可能不是今天剥削女工的资本家。要这一位资本家去为那一位资本家的可持续剥削而作出牺牲，可想而知，他是不情愿的。“人的自私的本性”，按照资本家的说法，首先在资本家自己身上应验了，这不禁让人想到，资本家是把他自己的本性当成了人的本性。更何况，对于较小的资本家来说，他能不能在大资本家的排挤之下撑到二十多年以后，还是未知的。
于是，自私的资本家种下的恶果，将会砸到资本家自己的头上：女工被迫在生育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选择生育而放弃工作，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减少，男工自然会要求更高的工资，同时由于竞争者的减少，他们的声音也更加响亮了；选择工作而放弃生育——在避孕手段多种多样的今天，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意味着衰老的劳动人口得不到补充，意味着资本家的可持续剥削成为了泡影。
资本家愕然：他们以为永恒的资本主义制度，就要这样走到了尽头吗？他们已经不能像他们在西欧的前辈那样，通过大量雇佣童工来诱使他们的父母生育，抛开社会舆论不说，历史已经证明，这样做会造成人口的退化，尤其会造成兵源质量的下降，这妨碍了资本的扩张。恰恰相反，今天的儿童不但不能作为童工为他们的父母挣钱，还因为已普及的教育而需要大把花钱，因而使他们的父母更不愿意生育了。资本家们最终只能想到一种解药，就是国家机器。
国家机器，是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它要做的不只是对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进行镇压，它还要协调统治阶级的个体与整个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就要设法让单个的资本家的“自私的本性”服从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解决女工生育的问题，国家机器需要这样做：从每个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当中，抽走一部分，然后再重新分配给各个资本家，作为他们的女工因为生育而暂时不能劳动却又必须支付工资的补偿。没错，这说的正是五险一金当中的生育保险，实际上不是重新分配给资本家，而是直接发给生育的女工，而资本家就一般不必从自己的钱袋里支付产假期间的工资了。
生育保险，看起来是保障了女工的权益，但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一方面，为数不少的资本家并不按照规定为他们的雇佣工人缴纳生育保险；另一方面，资本家们又觉得生育保险做得太少了，他们要说：“没错，生育保险确实替我支付了女工产假期间的工资，但是因为女工的怀孕而对我造成的损失不止于此。比如说，女工挺着大肚子来上班的时候，我不得不给她安排一个轻松的岗位，这样就减少了我从她身上所能榨取的剩余价值，但我没有得到补偿；再比如说，女工产假期间，我要临时找一个人来代替她，即使在有生育保险的情况下也会造成额外的支出。”于是，他们就仍然要求女工作出不怀孕的承诺。问题回到了起点。
在资本家的角度上，这反映的是我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而站在工人的角度上，这反映的是自私的资本家的厚颜无耻、唯利是图。当不愿妥协的工人们意识到这些，他们就不会因为没有遵守不怀孕的“承诺”而觉得是自己对不起资本家，也不会因为其他人的“不遵守承诺”而相互攻击。他们会团结起来，与资本家斗争。
斗争是痛苦的，但在痛苦中娩出的，是按照工人自己的面目创造出来的一个新世界。在那里，不再有以榨取剩余价值为业的“自私的”资本家，也不再有服务于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那里，人们选择生育，不是为了资本未来的增殖；人们选择不生育，也不是为了资本当下的增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