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友之声】一个90后女孩，我的出生成了母亲的灾难

1993年1月初，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老家永丰县下起了一场大雪，雪花在凛冽的寒风中飘舞着，将整个永丰都裹上了一层白色外衣。也就是在那一天，我伴随着大雪的飘落降临到了这个世上。

虽然我是下雪天出生的，但是我的名字却和雪无关，我父亲给我取名叫做海花。父亲后来跟我讲，他非常想去海边看看浪花，但一直没有机会。也许正是因为自己没有看过海，父亲就把这个梦想借助名字遗留到了我身上，希望我能够代替他实现。

然而，我的出生并没有为这个家庭带来喜悦，反倒是一种灾难。按理说，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能带来什么灾难呢！？如果你是在90年代出生，并是个女孩，就能够清楚这种灾难是什么了，这种灾难是由当时的政策和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带来的。更准确的来说，我还在母亲肚子里，就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并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

80年代末开始，村里砖墙上就贴起了各种有关计划生育的标语：“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这些标语的出现也宣告着整个农村妇女巨大灾难来临——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生育！

为了使计划生育得到落实，当时用的是“一孩上环二孩结扎”避孕节育措施，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强制性措施。当时每个村都有计生员，为了贯彻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他们会扒房牵牛、拉粮烧家，抓住超生的就强制上环结扎，怀在肚子里的就刮宫流产。

我的母亲怀上我后，为了不引起计生员的注意，她就跑到我舅公（奶奶的哥哥）家躲着了，尤其是照出我是个女孩后，就更加小心谨慎了。

在农村，有一条核心信条——每家必须有个儿子。历史上的中国妇女，被“三从四德”的传统规定“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儿”的社会生活圈里，女性完全没有地位可言，乃至变成了纯粹的生育机器。尽管我国的父权制家庭，正随着社会变革发生着迅速改变，但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农村还是很严重。

做为家里的长女，第一胎并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农村已经根深蒂固，为了逃避结扎，为了生个男孩，无数像我母亲一样的农村妇女必须东躲西藏，每天担心害怕，在计划生育这一恐怖政策下，生育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犯罪。

就像我国的经济奇迹是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前提一样，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的推动是以牺牲女性为前提的，后果最终都由女性承担。而农村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进一步将女性拖入深渊。正因为如此，我还在母亲肚子里就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四处躲藏，在我一出生，就被遗弃在舅公家，直到我四岁，我才回到家里。

据我母亲回忆，她生下我后，只在舅公家喂养了一个月的母乳就离开了我。舅公家条件也不是很好，又没有母乳的喂养，一般是用稀饭来代替。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又黑又瘦，后来大家都叫我黑妹，我的本名村里人知道的反而少了。

母亲每当谈起我小的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她的内疚。但是我并不怪母亲，因为我知道，母亲也是这场计划生育运动中的牺牲品，不光是我的母亲，无数和我母亲一样的农村妇女都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巨大的摧残！我也不反感黑妹这个小名，因为这提醒着我我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牺牲品，是女性地位比男性地位更低的标签。

讽刺的是，前几年国家大肆宣扬开放二胎，这不是对自己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疯狂打脸么？正是：

这不进一步证明了女性变成了纯粹的生育机器么——国家需要控制人口时，女性成为了牺牲品；当年轻劳动力不够，国家就鼓励生育!

言归正传，我出生的第二年，我妹妹也出生了，同样，她是我母亲躲在姨奶（奶奶的妹妹）家生的，也在那里寄养了一年半。我妹妹叫做海琴，一般农村家起名字都会有一个相同，这和农村的风俗习惯有关，目的是为了增加亲情、增加家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1996年5月份，永丰县恩江河旁的一个小村庄响起了轰隆隆的鞭炮声，既不是过年也不是过节，为什么要打鞭炮呢！原来，七都乡黄家村黄国良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海天，所以放鞭炮庆祝。那一天，整个家里的气氛都充满着喜庆，与我和妹妹出生形成了鲜明对比，母亲也特别开心，总算不用再东躲西藏了。就这样，我弟弟在轰隆隆的鞭炮声下来到了这个世上。

“大姐、大姐，等等我。”弟弟在后面奶声奶气的叫着。

弟弟已经一岁半了，走路还不太稳，就像企鹅一样，一摇一晃的，很是搞笑。我并不喜欢带弟弟，但因为家里人都要干农活，没什么时间，弟弟学会走路后，跟着我的时间反倒比较多。

看着弟弟衣衫不整的样子，我走了过去，蹲下身子，将弟弟的衣服整理好，顺带用袖子将弟弟的鼻涕擦掉，然后牵起了弟弟的小手，向着“大河”（其实就是恩江河，因为这条河很长很大，我们乡里都习惯叫大河）走去。

我喜欢沿着大河旁边步行，看到地上有小石头就用力往大河扔去，小石头在大河飘起浪花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弟弟也学着我往河里扔石头，但是他压根扔不远，扔个石头摇摇坠坠像是要摔倒一样。

“哈哈，小弟，你小心点，让大姐来！”

就这样，我带着弟弟在大河附近玩耍，扔扔石头，偶尔中途停下来洗洗手。因为我六岁还不到，对于时间也没什么观念，玩着玩着就忘了回家，直到天快黑了才想起回家。

在黄昏的时候，我带着弟弟刚回到了村口，我奶奶就扑到弟弟身上，嘴里用家乡话说着：“我的天仔啊，我滴心肝啊，你可吓死奶奶了。”没过多久，奶奶就抱着弟弟向家里走去。

我仔细一看，这个时候村口不光我奶奶在这里，我三爷爷，二婆婆也在，我就这样呆呆的站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本能的感到不对劲。

二婆婆嘴里念叨着：“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

三爷爷则说道：“快通知国良、国隆，卫平、卫兴他们，说人找到了。”

我忐忐忑忑的跟着爷爷奶奶们向着家里走去，刚走到门口，爷爷拿着竹鞭抓起我就是一顿大抽。嘴里骂道：

“你这个野姑娘，叫你乱跑，你弟弟出了什么事怎么办，看我不打死你，看我不打死你。”

“不要，不要，爷爷，不要打我。啊！爷爷，不要！奶奶救我，奶奶救我。”

我哇哇的哭了起来，这个时候二婆婆和三爷爷出来拉住了我爷爷，劝道：

“人找到了就好，黑妹也还小，叫她下次注意点就可以了。”

爷爷再抽了我几下，骂道：

“还好，小天没有出什么事，要不然绝不饶你，哼！如果还有下次，看我不把你打死。”

随后，爷爷气冲冲的回到家里了。我站在门口也不敢进去，就这样一直站着。陆陆续续的，我的父母和堂叔堂姑们回来了，看到我站着，只有四叔卫兴叫我先进家，别在外面站着，叮嘱我下次不要再带着弟弟乱跑了，然后进去看我弟弟了。

这个晚上，我就这样孤零零的站着，就像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总是由女性承担一样，当弟弟可能出现什么意外时，承担这种后果的是做为女性的我。可见，压在女性身上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大家都下意识地将遇到的苦难往地位更低的女性身上转移，计划生育由女性来承担结扎上环，弟弟不见了由我来承担。虽然四叔安慰了我，但他也认为这是我的错，带着弟弟乱跑，让大家担心了。但是，一个6岁不到的孩子，当时又知道什么呢！？

经过这件事，我更清楚了我和弟弟的不同，弟弟比我更重要。其实，在平常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就会表现出来，像我眼睛比较大，弟弟眼睛比较小，奶奶总是念叨着把我的天仔和黑妹的眼睛换换就好。这一事件只是让我更加清楚了我和弟弟是有区别的，女孩是没有男孩重要的。

当然，女性地位低于男性，不光是从整个农村氛围表现出来，偶尔也通过鞭条进行训诫，将父权制度巩固起来。就像训象，小象长大后，只要儿时被刺痛了的耳根子被轻轻碰一下，恐惧就压倒了抗争的冲动，去乖乖忍受残酷压榨它的演出、骑行。

不光我是在这种规训中长大，我的母亲，无数农村女性都是在这种环境和训诫中长大的，恭顺、服从、勤劳、温柔、顾家等成为了女性的标签。就这样，女性的目标和期望大致与其出身家庭一致，这样的女性通常被人们视为孝顺女和好女人。在长积月累的训诫下，很多女性反而成为了这一制度的巩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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