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7月底到8月初，莫斯科爆发多次大规模抗议，要求自由公平选举。非政府组织“白色计数器”（White Counter）说，有将近五万人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集会，远高于莫斯科警方公布的2万人。
游行民众的核心诉求，是要求莫斯科市选举委员会将亚辛、索博尔等自由派领导人登记为城市议会的独立候选人。游行参加者认为，如果索博尔等人参选，将战胜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推出的候选人。
但因为普京害怕失败，才拿出2018年阻止纳瓦尔尼参加总统选举的方法，设置层层障碍，不让自由派领导人登记。
对此警方进行了干预，一方面出面驱散人群，另一方面逮捕了上千人，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索博尔、日丹诺夫等先后被捕。
这次抗议的原因主要还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缓慢，为此，政府开始压制自由搞独裁，想通过强有力的专政来给经济开辟道路。
壹：莫斯科爆发近十年来最大规模抗议
在新近装修的市场大厅的露台上，能够俯瞰莫斯科的特茹勃那亚广场，伴着慵懒的音乐的节拍，衣冠楚楚的顾客正喝着精酿啤酒或精致酒杯里的阿佩罗气泡酒。在他们下面，混凝土在最后一缕阳光下闪闪发光，数百名防暴警察穿过广场进入邻街搜捕一群年轻人，并粗暴的将他们抓到的人捆绑在等候的警车上。一辆警车上的扬声器发出隆隆声，穿透了露台上的音乐，威胁着要逮捕抗议者。
这一幕上演于上周六，为反对派在莫斯科地方选举中的参选资格而进行的抗议遭遇到警察的大规模逮捕，被捕人数是俄罗斯近几年来最大规模。这更加激化了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治下的两个对立面，一方面是为莫斯科人提供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美化计划，另一方面是对政治自由的极端限制。
这场抗议是首都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独立和反对派候选人被禁止参加9月份莫斯科市议会选举的问题相对较小，而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不满情绪已经围绕着它它集聚起来。本周六，莫斯科市中心再次挤满了抗议者，尽管他们知道自己冒着被捕 、法庭审判和监禁的危险 。
大多数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市中心，要求允许反对派候选人参与明年9月地方选举。
33岁的IT工作者谢尔盖·奥尔洛夫说，他并不经常参加示威游行，但上周末的镇压令他感到愤怒。“我的母亲教我投票，而这些选举表明，甚至这也实现不了”他说。在防暴警察的注视下，他在普希金广场附近与数百名抗议者一起散步。
阴雨天气加上警方对上周末集会的强烈应对意味着抗议者数量低于预期。尽管如此，群众表达的愤怒表明，正如普京在俄罗斯的受欢迎程度正在下滑一样，普京允许索比亚宁与俄罗斯首都所作的交易也开始瓦解。当局采取的强硬路线可能会适得其反，但让步可能会产生螺旋式效应，削弱克里姆林宫对权力的控制。
贰：抗争到底，哪怕绝食！
抗议的领导者是活动家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同事，他们的调查人员团队让俄罗斯精英中猖獗的腐败问题得见天光。他们制作良好且精美的视频包含了克里姆林宫难以抹除的指控。最近几年，纳瓦尔尼的活动的遭到一系列的惩罚，包括禁止在国家电视台露面，反复不断的法庭审判，对他兄弟的多年监禁，用绿色油漆袭击导致他一只眼睛几乎失明，以及不允许他参加2018年总统大选。上个月他被判入狱30天，以使他远离这轮抗议活动，上周他的律师声称有人试图在狱中给他下毒。
许多反对者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经济状况相当不错，但他们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不同的国家。
一群纳瓦尔尼的同事正在从他的身后站出来却面临同样的困难。柳博芙·索布尔，一名31岁的律师，自2011年以来一直与纳瓦尔尼合作，计划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莫斯科的选举，她收集了所需要的数千名选民签名，然而与其他人一样她被告知，一个“专家委员会” “发现许多签名都是假的，她的候选资格无效。”因为拒绝接受这个回答，她从选举委员会办公室的沙发上抬了出去。她指责选举官员腐败的视频已经传播开来了。
她上周对《观察家报》说：“当然，他们明白，只要他们让一个独立候选人进入莫斯科市议会，它就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目前在议会里没有任何关于重要问题的讨论。”
索布尔因为不被允许参选而进行了三个星期的绝食抗议，她在独立候选人竞选总部的一个野营床上讲话。她的声音仍然坚决，但她说话的音量比平时小，并说感到眩晕和肾脏疼痛。即使如此，她仍然决心继续抗议。
当她开始绝食时，甚至她的许多支持者都认为他她选择了一场奇怪的斗争方式，但抗议活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地方议会投票，而索博尔已经成为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星期六，她集中力量准备参加抗议，但却在抗议开始之前就被拘留了。“你们在害怕谁？你们在害怕自己的公民，一个绝食20天的女人吗？”当防暴警察将她捆绑在一辆等候的货车里时，她喊道。
叁：我们不要花言巧语
现在的政治气氛让人想起2011年末和2012年俄罗斯上一次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时期，当时普京宣布重返克里姆林宫，驱散了人们对俄罗斯可能在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领导下走向自由化的幻想。随后，普京一路下滑的支持率因一种新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之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而获得提升。示威者被描绘成反爱国“第五纵队”，即反对亲普京的爱国多数派。
棍棒之后，推出了“新莫斯科”这根胡萝卜:风景优美的公园、步行街，以及去年前来观看世界杯的足球迷们惊叹不已的餐饮场所。对首都的许多人来说，日常生活确实变得更加愉快。但如果说2018年是足球主题街头派对、国际友爱和新莫斯科自豪感的盛夏，那么2019年则将成为警察镇压的盛夏。
“克里米亚欢欣鼓舞的时期已经结束;五年来对民众的动员也已经结束。”俄罗斯唯一的独立民调机构勒瓦达中心主任列夫·古德科夫表示,“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视西方为敌人，但很少有人愿意为了对抗而做出个人牺牲。”
在过去的五年里，俄罗斯的实际收入下降了10%以上，去年一项不受欢迎的养老金改革导致普京的支持率下降了20%。64%的人仍然支持总统，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因为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很难想象会有给普京带来新的推动力的第二个克里米亚，在这些省份，经济困难和缺乏前景助长了不满情绪，但由于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网络，真正爆发的抗议通常是针对垃圾处理或城市规划等地方问题，而不是与具体的政治要求挂钩。
莫斯科的现象则不同。今年夏天的示威活动与2012年相比明显由更多年轻人主导。许多抗议的人是经济状况相当不错的年轻人，但他们想要一个不同的国家。
“我参加过很多抗议活动，这一次我真的注意到了代际因素，”新时代杂志主编、资深记者叶夫吉尼娅·奥尔巴茨说。“我这个年纪的人很少;他们都很年轻，并不害怕。”
古德科夫说，与他们的长辈相比，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年轻人比西欧的年轻人有更好的幸福感。在大多数西方社会，最富有的人群是退休前年龄层，而在俄罗斯，35岁的人拥有最多的现金。和接受过苏联教育的父母相比，他们更善于利用职业发展和财富增值的机会。多年来，对复兴的俄罗斯的自豪感、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日常生活的改善让这些年轻的城市居民感到满意。
现在，许多人厌倦了反西方的花言巧语，渴望变革。他们还对俄罗斯生活中的专制规定保持警惕——政府的触角可能出现在新莫斯科的自行车道和手工餐馆中，并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抓捕受害者。
肆：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今年早些时候，记者伊万·戈洛诺夫因明显是捏造的毒品指控而被拘留，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这表明，人们对这个一度只困扰人权活动人士和记者同行的小众问题产生了更广泛的愤怒。在那起案件中，当局后退一步，释放了戈鲁诺夫，他们还在最近发生的其他一些单一问题的抗议案件中做出了让步。然而，在莫斯科的选举事件中很难会是这样的，因为这将被视为软弱的表现，并可能威胁到克里姆林宫对政治生活的垄断。另一方面，严厉镇压又可能适得其反。
反对派政治家柳博芙·索布尔(Lyubov Sobol)正在进行绝食抗议她被排除在选举之外
“现在有很多恐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索布尔说。“他们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抗议者，从总体上来说，是非暴力的。上周抗议过程中最为暴力的一幕，是有一个人不甚准确地朝着防暴警察扔了一个垃圾箱。反倒是当权者来了硬的。群众挣扎着、尖叫着，被拖进警方的面包车；其中有些人挨了警棍，一人腿部骨折。伤者称，他并未参与抗议，而只是在跑步，警察就把他按在地上了。
如果情况变得更加紧张，或者抗议者自己也开始使用暴力，以上这些就只是开胃小菜：现在还没有水炮、橡胶子弹、催泪瓦斯。但是，当权者警告莫斯科人称，参与和平的抗议也会有严重的、长期的后果。
上周，索比亚宁接受了他莫斯科政府所有的电视频道的采访，对警方履行“职责”表示感谢，同时对抗议者参与“有预谋有准备的大规模动乱”进行了谴责。索比亚宁诈称，反对派领导人号召抗议者冲击市政府，只是由于警方的细致工作才被阻止。这一迹象表明，当权者可能在为真正的镇压做准备。
当权者丧心病狂地打压抗议，警告群众称参与抗议有监禁的危险。上周的每一天，都有针对各反对派中坚力量的新动作。周四，一直对抗议活动进行现场直播的独立电视台“电视雨”表示，其收到了一份突如其来的税务检查通知。第二天，有报道称纳瓦尔尼的反贪污基金会可能因洗钱而受到调查
九人因为“大规模骚乱”被拘留，可能会被处以十五年监禁。有迹象表明，在此次抗议运动中警方将会在被拘留者中逮捕逃服兵役者。普京，完全掌握着国家的操纵杆，就能够创造一个上下颠倒的世界，让反腐败的调查者因腐败而接受调查，让被警察殴打的人接受暴力指控。
到目前为止，抗议活动大概已经终结了一个广泛流传的观点，即索比亚宁意图将他自己展现为一个潜在的国家政治人物，甚至可能作为当前困境的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成为普京2024年最后一届任期结束后的继任者。一旦向抗议者妥协，索比亚宁将会失去普京周围的有安全部门背景的人的支持，这些人主张对抗议进行镇压。
“他们害怕被视为叛徒，因为对抗议者妥协的每一个提议都被认为是潜在的投降。”政治学家叶卡捷琳娜·舒尔曼说，“他们的意义就在于他们能通过打造一个光辉的新莫斯科，保持人民在政治上的忠诚，或者至少是顺从的。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还要他们有什么用呢？”
关于此后形势的讨论，不仅让当权者烦恼，也让抗议活动的领导者担忧。目前已经清楚的是，官方很可能以镇压和重刑进行回应，即使对非暴力的抗议者也是如此。号召人们去参加“未批准的”抗议，组织者是在沿着唯一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和变革的路线前进，还是在不负责任地增加赌注？
没有人认为，普京自2014年乌克兰革命以来获得的支持会被主动放弃。目前普京已经清理掉了所有真正的对手，他的准则“政府的变革会引发混乱和不安”可能会成为反身的预言。尽管纳瓦尔尼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政治家，但从全国来看，他的支持率很低。莫斯科的多数抗议者并不支持纳瓦尔尼，而仅仅是对普京政府的泼脏水感到恼怒。
如果，在中期，普京真的失去了权柄，那么普京的威胁更有可能是来自克里姆林宫内部，而不是街头。索布尔谈到了“未来的美好俄罗斯”，在那里有审判独立和出版自由，而腐败则达到最小——但是很难想象不经严重的暴力和国家的崩溃而达到这一点。“我不抱幻想，但是一切都可能发生。”索布尔说，她的声音虚弱但却坚定：“事情早晚要改变，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这种改变尽早发生。如果我们不是离开而是这片土地上生活，我们就必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