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件事情发生后，网上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有去声讨父亲和母亲的疏于照料，有去谩骂梁、谢两人罪大恶极的，也有去责难爷爷奶奶太过轻信自己的租客。我们这里主要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指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壹：父母不在身旁的原因
一：东部村镇和中西部村镇
住在青溪村的章子欣，平时的生活由爷爷奶奶照料，父母都在外打工，是个妥妥的“留守儿童”。章子欣是生活在东部村镇的留守儿童，和中西部农村的留守儿童有些不同。
东部村镇人口有一定的流动，而中西部农村的留守儿童，基本是生活在一个人员固定的村镇里。
在中西部的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要风险来自于熟人侵害和自然灾害。基层干部、小学教师群体，他们构成了留守地区的主要成年男性群体。所以，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绝大多数都来自于熟人作案。由于这些地区的人口本身比较稳定，所以面对外来人口的警惕性都较强。从拐卖儿童的重灾区，通常以人流密集地为主来看，稳定的中西部农村并不是作案的好地方。
在东部发达地区，陌生人社会早已成为常态。一方面，由于千岛湖镇本地的就业体系，没有能够给当地年轻人提供足够的机会，所以青溪村这里存在存在不少留守儿童。另一方面，千岛湖又可以吸纳一定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可预见的大规模的游客。所以，当地又存在流动社会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章子欣面对的是双重风险，一重是丧失父母保护的风险，另一重是面对不可控的外来人口的风险。
二：穷苦的“淳安人”，有钱人的“千岛湖”
章子欣实际上拥有双重地域身份，既是淳安人，又是千岛湖人。而这种双重身份背后，则横亘着一种难以弥合的撕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千岛湖形成的历史。
从1957年开始，一座大坝筑起，令29万原淳安、遂安县的民众进行移民。有部分前往杭嘉湖，有部分前往江西，也有部分向后靠。不管怎么说，两座县城，几乎所有民众的绝大部分家当，全部抛弃或低价处理，工厂农场被淹没，整个县的经济一落千丈。
1958年之前，淳安县是浙江省经济上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甲等县之一，而移民之后，由淳安、遂安两县合并而成的新淳安县，成了标准的贫困县。整个库区面积的98%，都在淳安县境内，这个县怎么能够不穷？
1984年12月，新安江水库被命名为“千岛湖”，这意味着原本作为本地负担的水库实现了新功能的转变，旅游业成为整个县发展的重中之重。今天，千岛湖是长三角的后花园，自称是杭州-千岛湖-黄山这条黄金旅游线路上的一颗明珠；凭借着一汪清水，千岛湖更是成了华东大城市的水资源储备地，地位提升迅速。
然而，旅游业发达地区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不能在旅游业中分得一杯羹，那么你就无法真正登上财富的列车。对于大多数普通村民来说，发达的旅游业除了拉升日用品的物价，提供更整洁的马路环境，并不存在其他作用。如果你不能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又不能加入广义上的旅游产业，那么外出打工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本地人来说，“淳安人”才是真实的，拥有历史的传承；“千岛湖人”则是虚幻的，基于品牌宣传的需要。千岛湖是有钱人的千岛湖，而淳安则是当地人的淳安，千岛湖的房价虽然高居全国五线城市第一，但首要功劳显然不能记在本地人身上。
如果说“淳安”，那么只要出了浙江省，基本没有人会知道这个地方；如果说“千岛湖”，那么不管全国哪里，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听过，而且对方马上表示自己去过或会去。
那么，“千岛湖”是个别现象还是一种普遍现象？
三：千岛湖的普遍性
2005年10月8日，我国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政府的大力推行下，农民逐渐失去土地，为了生存都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增多，时隔几百年的圈地运动在21世纪再次上演。
千岛湖的留守儿童就是这一政策推行的典型例子，这种推动加快了农村的两级分化，使少部分人富裕起来，大部分人更加贫穷。这批人要么土地给强征，要么竞争不过农业资本家导致土地给荒废。简单来说，这批人只有通过出外打工才能维持基本生活，这也正是造成大批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原因，但是为了生存，村里的年轻人又不得不这样做。
不只是千湖岛这样，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
数据显示，46.74%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都外出，在这些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占32.67%；有10.7%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人一起居住。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占所有留守儿童的3.37%，虽然这个比例不大，但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基数大，由此对应的单独居住的农村留守儿童高达205.7万。
农村留守儿童在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也是农民被迫离开家园的同时，每一个新农村都是建立在大部分农民的苦难之上。
2011年国家信访局统计，全国信访的绝对数字仍处于每月60万件次的高位水，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劳动社保、涉访涉诉等，这些问题占到了信访总量的70%以上。
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中，农民不是默默的不发声，而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反抗、在斗争，每年因房屋拆迁、土地征用信访数字的增多；农村反抗强征强拆运动愈演愈烈是对吃人的圈地运动最有力的反击。
农民被迫远离家园，在城里也难以落户，高昂的房价就阻拦了这一步，即便是他们的孩子想进城读书也是一种奢侈。就拿在深圳读书来说，深圳要求：1.户籍证明；2.社保满一年；3.居住证滿一年；4.租赁合同（房东有交租的那种）；5.计划生育证明(超难办）；6.户口所在地开的证明。这样的严格要求下有几个农民工能办齐？
在外买不起房，在家建了房子没时间住，仅有的生产资料（土地）也在逐渐失去。我们可以看到，留守儿童逐渐增多的过程是农民逐渐失去生产资料的过程，农民正在变成真正一无所有的工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民失去土地后，也将彻底抛弃幻想，抛弃对土地和国家权威的双重幻想。
我们知道，人只有先满足衣食住行，才有可能从事其他的活动。子欣的父母为了养活家人必须出城务工，这不是子欣父母的原因，而是建设新农村政策推动导致的。
子欣父母只是千千万万农民工的一个缩影，背后反映的是资产阶级使用暴力大规模侵占农民土地的活动。其目的是使农民与土地分离，土地与资本结合，用暴力消灭小农经济，建立资本主义农场，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
贰：梁、谢产生的土壤
一：失业人口
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局发布年度报告，2004年全球失业总人数为1.847亿人。其中，中国城市登记失业人口占17%。如果加上农村总失业人口，中国失业人数将达到2亿，超过其他国家登记失业人数总和。
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12年城镇失业人数为917万，13年926万，15年已经达到966万。注意，这还只是对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口的报告，不包括农村和还没有登记的。
说完城镇，我们来看看农村失业人口。2017年，我国大约有4.9亿左右的劳动力，全国19亿亩的耕地充其量需要1.9亿劳动力，加上农村乡镇企业吸纳的1.3亿左右劳动力，约有1.7亿农村劳动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或潜失业状态，农村失业率约高达34.7％。
城镇加上农村，我们有理由相信每年处于失业状态或潜失业状态的人口保底有2亿。然而，工作只有那么多，游离在生产线外的这2亿人该怎么生存?他们也要吃饭啊！
一般，失业人口只有两种方法来维持生存。要么是靠家人养活；要么走向歧途，靠抢劫、诈骗、乞讨为生。像梁、谢夫妇就是游离在生产线外后靠诈骗为生的典型，没有这个梁、谢，总有那个梁、谢，因为工作就是那么多，劳动力则明显过剩。
二：产业后备军形成的原因
关于资本主义下相对过剩人口，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
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的隶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简单来说，资本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通过剩余价值特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迫使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就必然会有一批产业后备军。
对于就业工人来说，工业生产中庞大的后备军人口是一种强大的竞争压力，而对于资本家来说，这种压力恰恰成了压榨劳动人口的一种有效手段。资本家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提供较少的工作岗位，保持大量的未就业工人存在；另一方面促使一线工人过渡劳动以榨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一针见血的指出：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他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业工人因为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不得不听从资本家摆布，被资本家过度的压榨劳动力；作为资本附庸的的过剩工人则只能沦为无用的灵魂。一些人劳累至死，一些人无所事事。
可以看到，过剩工人是附庸着资本的，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了资本对它的需求，工人要么在高强度的劳动下工作，要么成为产业后备军的一员。
梁、谢以前也是工人，正是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雇佣奴隶制，自愿游离于生产线之外，成为产业后备军的一员，并靠欺诈为生。他们的厌世心理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无声的控诉;他们的自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消极的反抗;他们带着子欣一起自杀组成一个阴间家庭，是感觉在这个制度下没有出路，所以寄托于来世。
一切根源都来源于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身，要想使这种人间悲剧不再发生，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叁：爷爷奶奶的世界观
一：农村人的想法
青溪村位于千岛湖镇郊区，虽然不是旅游景点附近，但这些年对于外来人口已经不再稀奇。不过，章子欣爷爷奶奶这一辈人，他们淳朴的底色没有改变。更何况，来自广东化州的梁谢二人，从频繁向奶奶卖水果，到租下章家一间房，再到平素经常带孩子出门玩，步步为营，成功将自己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一个半熟人。
50后爷爷奶奶信任世界的方式是十分简单的：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由于环境本身单一，所以很难识破复杂人际关系下的“套路”。换一种说法，他们的信任起点很低，一旦你稍稍表示一些友好，他们马上就会受宠若惊。老实、热情、没心机、受不住他人的恩惠，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比例已经足够大了。
二：毛主席时代的风气
这件事发生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评论恶意攻击子欣爷爷奶奶的，乃至把两位老人说成和两位租客是买卖关系。为什么会这样？现实社会一次次向我们证明：好人、老实人容易吃亏，骗子太多。这种社会现状反映到了大家头脑里，就形成了对于陌生人应该时刻提防的心理，子欣的爷爷奶奶善良、老实、热情、没心机自然变成了一种过错。
我们在归咎某些人的时候，必须要去审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更要找到他们看待世界方式的根源。我们可以看到，爷爷奶奶经历过两个时代，毛主席时代和改开后的时代。
在毛主席时代，外出大门是敞开的，房间是没防盗门的，路不拾遗是应该的，夜不闭户是正常的，邻里之间是真挚的，陌生人是能讲话的。善良诚恳、乐于助人是那个时代的风气。
也就是说，子欣爷爷奶奶在毛主席时代就被无产阶级主义世界观所影响，虽然还是零散的、不系统的，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还是使他们形成了自发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们不能要求经历过毛主席时代的老人跟我们一样习惯于怀疑他人，反而更应该思考，为什么本该值得赞美的优良品德在当下反而成为了一种过错。
最终结论
一切问题都来自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掌握着整个生产资料，并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创造的劳动产品。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保障。农民日益失去生产资料，加入无产阶级大军；产业后备军每年都在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游离在生产之外。资本主义制度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也创造着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既然根源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唯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工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不再出现像子欣一样的种种悲剧。
